美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女人所掌握的技巧，可以说跟男人不相上下，而且她们自己也在努力地培养这种才能，但是，她们仍然没有一件值得自傲的艺术作品。原因就在于，女人的头脑中缺乏客观性。可这就是绘画艺术不可缺少的东西。女人绝对受主观观点的限制，所以，一般的女人对艺术毫无真正的敏感性，自然是按照严格的顺序变化的，决不能被冒然僭越。休俄特在他的《对于科学的头脑试验》的著作中——这本书享誉300年——否认女人具有任何高级的才能并无一例外。总的来说，女人是平庸的、不可救药的腓力斯人。因此，出于这种荒谬的安排，就让女人去享受丈夫的地位和爵位，使她们成为男人的野心勃勃的刺激物。更进一步说，正因为女人的平庸，才致使现代社会处在如此的困境之中，她们在这个社会中起着表率和决定社会风气的作用。我们应该采用拿破仑的名言：女人决无地位，来决定她们社会地位的正确立场。至于女人的其他能力，尚弗特说得中肯：女人注定只是与我们的弱点和愚蠢交换，而不是我们的理智。女人与男人间的交感是表面的，不触及到思想、感情以及性格。女人是次等性别，在一切方面都逊于头等性别：我们应该体贴地对待女人的弱点。男人要是对女人表现出无比的崇敬，那真是荒唐之事，也让女人贬低了男人。自然之神在划分两性时，男女人数并非平衡。确实，两性的区分就只在男女性别的不同，这不仅是质的不同，也是量的不同。

    这就是古人看待女人的观点，现在的东方人仍持这种观点，他们对女人应处地位的判断远比我们正确。我们则还保留着古老的法兰西式的作风：向女人献殷勤，对女人怀有令人可笑的敬仰之情，这是日耳曼式的基督教愚蠢的最高产物。向女人献殷勤，助长了女人的傲气，这让人偶然想到贝那拉斯的猿猴，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神圣的地位时，就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了。

    相反在西方，女人，尤其是那些贵妇人，已经发现自己处于不相适宜的地位，这些被古代人正确地称为次等性别的女人并不是我们所尊敬、钦佩的对象，也不能比男人高出一头或者至少跟男人并驾齐驱。这样的不相适宜的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显然的。要是这种二等人类在欧洲也降回到它应有的自然位置上的话，就不存在令人生厌的贵妇人了，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贵妇人不仅在亚洲成为笑柄，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也受到同样的嘲笑。这样的变化，将会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内政安排及政治制度上产生不可估量的良好效果。到那时，《赛利科法律》就要失去其作用了，就必然成为累赘而最终消失。在欧洲，本不应该有什么贵妇人的存在，她们就应该是家庭主妇，或是想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她们不应该养成什么傲慢的性情，而是应该节俭的，是柔顺的。在欧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贵妇人的存在，才使下层社会的女人，即大多数女人比东方女人更为不幸。甚至连拜伦勋爵都说：古希腊女人的地位，在当时是适宜的，但是，作为骑士制度及封建时代不文明的残余来说，现在女人的地位却是人为的、非自然的。由于男人已使她们不愁吃穿，所以她们应该在家操持家务而不是参加社会活动；她们应该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但不用阅读诗歌、政治书籍，她们应该读的只是宗教敬神的书和有关烹调的书；当然，她们也可以适时的听听音乐，绘绘图画，跳跳舞，种种花草等。我就曾见过女人们在爱比勒斯修路还取得了成功，所以她们就为什么不能翻晒干草，挤挤牛奶呢？

    在欧洲各国盛行的婚姻法认为男女平等——这意味着此种婚姻法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而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地方，结婚则意味着男、女分享同一种权力，承担双重义务。既然法律给男人和女人都赋予了相等的权力，那么女人也应有与男人相同的智慧。可在事实上，由于法律所给女人的名誉及权力超越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