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头颅上和脸上，但分不清是棍棒还是拳头，好像两者都有。奇怪的是不感到痛。每一次打击，只觉得头颅内翻江倒海，像打开了闸门一样，鲜血从嘴和鼻孔涌出。恍惚中还感觉到，一种铁器生生插进我的嘴里，我本能地伸手去抓，是一根弯曲的粗铁条，建筑工地上常见的那种。一颗门牙被撬落了，另一颗被撬断，挂在牙龈上摇摇欲坠。还在打，血还在涌。

    今天是完了。

    我很清醒，心中并无太大的恐惧或悲哀，主要的感觉是窝囊，完得太窝囊。

    一个春日的夜晚，我无端地倒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偏僻街道上。背后是一堵断墙，断墙后是昔日的古都，今日污浊的市场。千里之外，有我的那个正在遭灾的小小的家，现在活着但很快会死去的女儿，明知徒劳却仍然全神贯注地抚育着女儿的妻子。

    我倒在墙脚的土坡上，地上潮乎乎的。一共是三个凶手，围着我。灯光幽暗，我只能看清其中一人的脸。他们都很年轻，像是郊区的农民。那张露在微弱灯光中的脸不断地用陕西话骂骂咧咧。他们的殴打和吆喝仿佛离我很远很远，此时此刻，我明白自己是一个孤儿，已被世界抛弃。我脑中闪现劳伦斯笔下的那个被黑人活活献祭的骑马出走的女人，昆德拉笔下的那个被柬埔寨流氓杀死的法国数学家。一个孤零零落在野蛮人手中的文明人只好任凭宰割，没有任何语言和法则可以解救他，甚至连恐惧和愤怒也都成了太奢侈的感情。当然，我不无遗憾地想到了雨儿和妞妞，想到我死了，妞妞在所剩不多的有生之日里将失去父爱，这父爱对她是很宝贵的，雨儿将独自承受妞妞之死的最后苦难，这负担对她未免太沉重。不过，管不了的事就不必去管了。真正死到临头时，人是很冷静的，冷静得不存丝毫浪漫的感情。死了也就死了，死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死简化了一切，结局反正都一样。

    然而，盗匪们终于住手了。他们开始搜身。收获实在不大：一块精工手表，一百多元钱。从我的裤袋里搜出一包红梅牌香烟。

    “你就抽红梅？”一个暴徒不屑地问。

    “穷书生嘛。”

    “我们完全可以把你剐了，看你是个穷书生，饶了你。”

    “你们还算有点儿良心。”

    不知是在演戏，还是真动了恻隐之心，那个蹲在我左边的家伙责备道：“干吗把他打成这样？”接着要我把脸上的血擦掉，我没带手绢，他又让右边那个脸蛋暴露在灯光里的家伙把自己的手绢给我。

    “你坐在这里不准动，三十分钟后再走。”

    他们跳上一辆出租车走了。

    其实，无需他们威胁，我也不想马上起来。只有我自己了，冷清的街道，幽暗的墙角，我坐在自己的血泊中。湿软的泥地凉凉的，真舒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有一回我喝醉了酒，躺倒在街面上，也曾体味到了这种冰凉的快感。那个时刻我心明如镜，看清了周围行人脚步匆匆的无谓。当一个人倒下的时候，他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

    自从妞妞出生以后，整整一年了，我没有一日和她分离过。这次有一个方便的机会到西安，雨儿力劝我出来散散心，说好飞机往返，连路程三天，我狠狠心就来了。没想到大难未了，又遭此小祸。真的是小祸。人倒霉到了极点，也就懒得去和命运斤斤计较了。

    拨通了北京的长话，那头是雨儿的声音。听到她的声音，我立刻觉得自己不是孤儿了。听说我被打掉了两颗门牙，她惊叫一声，随即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她说她想象不出，我没有门牙是什么模样。她还让妞妞从电话里听我的声音，妞妞听了高兴得连声欢呼“爸爸”。

    飞回北京，雨儿在机场接我。回家的车上，她温情脉脉，春风满面，还不断转过头来看我，露出好奇的神情。在她眼里，好像这件事整个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