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音乐天赋的一个征兆。你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犹豫了整整八个月，一发现这个征兆，就立即结束犹豫，岂不证明你事实上是把才能的价值置于生命的价值之上？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担保她将是一个音乐天才，你是否会不失时机地挽救她的生命？

    我当然懂得，才能仅是生命的一种可能性，唯有在生命的过程中才可得以展开。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不清楚……而且我仍然在犹豫……

    我仍然在犹豫。小小的病房里四张床，母女俩挤在一张小床上。妞妞睡着了，小身子可怜地蜷屈着。我心中暗下赌注：鉴于肿瘤已扩散，手术难度很大，成功与否取决于执刀医生的水平，那么只要请不到那位在眼外科领域负有盛名的眼科主任执刀，就仍然不动手术。

    我马上找到眼科主任，向她提出请求。她十分冷淡，责备我下决心太晚，贻误了手术时机，又说她不管病房，不能答应我的请求。

    我决定打退堂鼓。和雨儿一说，她也有此意。我们在病房里静候事态发展。一会儿，来了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未待我们开口，她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开了。

    “都到眼外期了，还动什么手术呀，动了也活不到五年。”

    “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那时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们说，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长把病孩送到乡下，花钱雇人照看和送终。她们劝我们也采取类似办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喃喃说：“我们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们力主放弃手术，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断了动手术的念，心里反而平静了，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声不断。

    可是你的平静多么短暂呵，因为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

    是的，怀着这深深的悔恨，我给眼科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手术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她与眼科病理专家商量，结论是：“现在即使右眼做眶内容剜出的大手术，亦难避免转移而丧生，并不能延长生命，因此不主张手术。”几乎与此同时，我曾托朋友请教天津一位眼眶内肿瘤权威，答复也来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无必要动手术。”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注定要遗恨终生。

    接踵而来的一个消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沉重的砝码。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遗传学检查结果终于揭晓了，在妞妞和我们身上均未发现基因异常。当初不敢下决心手术，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遗传所致，因而后患无穷。不说了，不说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权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剥夺了，而使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上海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顺利地赴美国留学。

    公共汽车上，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车门口，微仰着脸，仿佛正在凝望远方。尽管他的眼窝深陷，但是鼻梁轮廓端正，嘴唇线条细腻，神态十分高雅。雨儿示意我看他，悄声赞道：“真美！”

    下车后，我说：“妞妞要是能长他这么大，一定也很美。”

    雨儿忽然坚决地说：“不能让她长大！”她提起做放疗的那个穿粉红色长裙的姑娘，接着说∶“妞妞长大了会比这姑娘更惨，她是个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现在她小，有我们的爱护，长大了不定怎么受欺负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雨儿所经历的苦难决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像我陷于反复的犹豫和悔恨之中。

    那么，悔恨是否一种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