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11月下旬的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发现从西单到电报大楼的长围墙边聚了许多人，人们在看大字报。观者最多的是一张小字报，那是一封致《于无声处》编剧的公开信，批评这出当时大受赞扬的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话剧并没有揭示事件的真实根源——毛晚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反思毛晚年的最早公开言论。接着，反思很快呈燎原之势。几天后，我经过历史博物馆，南边是建筑工地，只见高坡下人山人海，马路边停满了自行车。在工棚的木板墙上，贴着一份二十来张纸的大字报。第一页是简短的声明：“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宣布在北京成立启蒙社。”署名是“贵州的几个青年工人”。正文内容为民主和人权。这份大字报因观点鲜明而引人注目，在当时被广泛谈论。

    其后，在官方允许下，西单民主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后来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民主墙渐渐萧条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尔还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状者的控诉和精神病患者的梦呓。有时也能看到好玩的东西，例如，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这两种要求在当时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乱语，不少观者报之以惊诧或耻笑。人们很难料到，在若干年后的中国，移居国外的自由和相当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实，受到了法律的承认或默许。

    除了思想的活跃之外，艺术也呈现活跃的景象。朦胧诗从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