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