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