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疑义，“坚决照办”的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词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阵”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团支部书记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

    剖析起来，我的“仗义执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起强烈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情节”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