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什么“新动向”、“新情况”,折磨孩子们,折磨杂技老师们,也折磨她们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显示出她们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在她们的授意下,也常常写几张“大人腔”的思考“路线斗争”或“思想斗争”的大字报。贴在练功房里。
我是北方人,爱吃辣酱。学馆的赵老师就经常从家中带点辣酱来送给我。赵老师是学馆负责人。但受工宣队领导。被女工宣队员领导更是不幸。故而学馆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便集中体现在她和几位女工宣队员之间。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马玉涛。她也是北方人。我们便认了“老乡”。她为人坦诚,性格耿直,我觉得她比几位严肃的女工宣队员可亲,愿意接近她。她是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而且是苏联舞蹈家西诺夫培训过的。工宣队认为她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则觉得她不唯可亲,亦复可敬。我亲她近她。女工宣队员们大不高兴。她们认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理应对工宣队员们亲而敬之,才对头。否则,就不对头。她们经常对C叨叨咕咕,说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学馆体验生活时期的直接领导,非常乐于将学馆工宣队们对我的这类意见反映给学校工宣队。其实我的屁股是常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她们还是不高兴,认为我“屁股虽然和她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可“思想是与赵老师合拍”的——也即“与旧文艺思想合拍”。我无法讨她们欢心,只好随她们不高兴去。她们不免常以冷脸对我。
有一次我问赵老师:“她们怎么这样呐?”
赵老师说:“你别在意,只当她们是在更年期。”
我那时特傻,不知“更年期”为何意,因问“更年期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师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格外同情起来。中文系图书馆有“文革”前的《妇女杂志》,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阅,选出几册载有“妇女到了更年期怎么办”一类文章的,借出来带到学馆,推荐给几位女工宣队员读。不料想她们甚为恼怒,以为我当面羞辱她们。其实我一向尊重妇女,而且确确实实一片好意。我尽办傻事。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先生小女黄小芹,在杂技学馆作钢琴伴奏老师,与我是同龄人。我们之间亦颇有话说。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觉得彼此都一吐为快。我们唯独不避赵老师。小芹是赵老师调来的人。赵老师与我交谈时,常流露出对佐临先生的敬仰。她将小芹调到学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位“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女工宣队员,当然自以为她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断,一个“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资产阶级戏剧艺术家”的女儿,再加上一个爱吃“文艺黑线”上的人物的辣酱,“屁股坐歪了”的工农兵学员凑在一起,所谈所论肯定都非“革命言论”无疑。
我从学校逃到学馆,连我给他们作了半年之久辅导员的孩子们也知道“大梁老师出事了”。C已将“舆论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爱的孩子们用种种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态度对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连赵老师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欲问而不便问。
我也没心思向她们解释。只好再逃。
上海郊区有个小镇叫朱家角。据说电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镇上。他回上海探家时,曾带我到他的外婆家住过几日。我很喜欢那小镇。那里似乎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诚地欢迎我再去作客,视我为他的亲外孙一样。
我从大上海逃避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