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随，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