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老年、死亡各时期中，依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转。孔子曰：“少，戒之在斗；及其壮，戒之在色；及其老，戒之在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少年好斗争，壮年爱女人，老年嗜金钱。面对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的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的态度，和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态度一样，可以归纳于“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这就是一种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态度。人类好象是介于天地之间，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于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情欲之间。这样被夹在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知识和渴求清水，喜爱一个良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盘精美的笋炒肉，向慕一句美丽的词语和向慕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的世间免不了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把人类的社会改良一番，这种机会当然也是有的，可是中国人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快乐。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种观念。有一个人将由地狱投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尘世去做人，你须答应我的条件，我才情愿去。”“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道。那个人回答道：“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要我的家宅的四周有一万亩田地，有鱼池，有各种的果实；我要一个美丽的妻，和一些妖艳的妾，我要她们待我都很好；我要满屋金珠，满仓五谷，满箱银钱，而我自己则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世间有这种人可做，我便自己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所谓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我们既然得到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做人吧。况且，要逃避这个命运反正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原本是好是坏，空口讨论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么？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受它们束缚的危险。就停留在道路的中间吧。这种合理近情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任何错误和谬行，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或政治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而获得宽恕，至少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依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是抱这种态度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天或上帝本身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家伙，认为如果你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照你的良知而行动，你就不必惧怕什么东西，认为良心的平安是最大的天恩，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的人连鬼怪也不必惧怕。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管理一些合理近情者和一些不合理近情者的事务时，世界便没有什么不妥当不顺利的事情了。专制者死亡了；卖国者自杀了；唯利是图者出卖他的财产了；有权势，拥巨资的古董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费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物变卖了，这些古董现在是散藏在其他的家族里了；杀人的凶犯被捕伏法了，被侮辱的女人得到报仇的机会了。有时（可是这种时候不很多），一个被压迫的人会喊着说：“老天爷没有眼睛！”（正义不伸）最后，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这种哲学的结论和最高的理想是对自然的完全理解，及与自然的和谐；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称这种哲学做“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一种兽性的满足，在世界上生活下去了。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我们另外还能做什么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哲学。人生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是被搁置在一边了。因为这正是一个牵着孙儿的手到店里去买糖果，一面在想五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或祖先那里去的中国祖父的感情。我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便是不至于养下一些贻羞家门的子孙来。中国人的人生的整个类型是依照这一个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