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我们所关切的实在只是如何去度一个快乐生活的问题。一个人除非在外场生活的浅薄成熟之余，能触动内心机械，使它得到合于常规的发挥之外，别无求得生活快乐之道。独身主义在个人事业的形式上成为理想目标时，不但带着个人主义的色彩，并也带着愚拙的智力主义色彩。因了后者的理由，这种独身主义应由我们所唾弃。我常疑心立誓不娶不嫁的男女，由于已经变成无用的智力主义者，不肯更变心肠，他们都已被外场的成就所蒙蔽，误信他们以属于人类而言，能从家庭之替代物中得到快乐，或从能使他们满意的智力艺术或职业兴趣中得到快乐。

    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这种个人主义的现象：不婚嫁，无子息，拟从事业和个人成熟之中寻求充足满意生活的替代物，和阻止虐待牲畜，在我看来，都是很愚笨可笑的。在心理方面而言，这颇仿佛几个老处女因在马戏团里边看见老虎背上有几条鞭痕，引起疑心，而拟控诉马戏团老板虐待老虎一般。这种抗议用非其地，是母性的畸形发挥。试想真正的老虎会在乎打几鞭子吗？这种老处女是在盲目地摸索一个生命中的位置，而又自以为是地要想旁人承认她们为合理。

    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成热所给予成功者的报酬，不过是些空心的智力上的喜悦。但眼看自己的儿女长成人，其愉快是出于衷心，而何等实在。著作家和艺术家，有几个能在老年时对于自己的作品感觉满意？其中大多数无非视之为消遣中的偶然产物，或藉以维持生活的工作而已。据说斯宾塞（Spencer）在临终的前几天，将他所著的《综合哲学》十八巨册放在膝上，当他觉到其分量沉重时，颇有这分量如若换上一个孙儿岂不更好的感触。聪明的伊里亚岂不是愿意将他所著的论文去兑换一个梦想中的儿女吗？人造粮、人造乳油、人造棉花，已够讨人嫌；如再加上人造儿童，岂不更可悲吗？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的慈善施舍遍及全世界，受益的人不计其数，他对这些，自然感到一种道德上的审美的满意；但同时我深信如此的满意是异常淡薄和脆弱的，在高尔夫球棍一挥之际，即能完全忘却，而他的真实的不会遗忘的满意，仍是在于他的儿子。

    从另一方面看来，世人的快乐大部分是在于能否寻到一种值得用毕生心力去做的工作，即心爱的工作。现在男女人所做的职业，我很疑心有百分之九十是属于非其所好。我们常听人夸说：“我很爱我的工作。”但这句话是否言出于衷颇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没有听人说：“我爱我的家。”因为这是当然的，是不言而喻的。普通职业人士每天走进他们的公事房时，其心境差不多是和中国妇人之对生育儿女一般的抱着一种“人人如此我又何能例外”的心理。个个人都在说我爱我的工作，这句话如出之于电梯司机、电话接线女生，或牙科医生之口，显然是一句谎言。如系出于编辑人、地产经理人，或证券经纪人则尤其属于违心之论。我以为除了到北极去的探险家和试验室中的科学家专心致力于发明之外，人们对于他的工作，充其量也不能超过颇感兴趣、颇合性情，而总够不上爱字。对工作的爱，万不能比拟母亲对儿女的爱。许多人常因对于自己的职业发生厌恶而屡次改业，但从没有一个母亲会对养育教导儿女这桩毕生工作发生疑义。成功的政治家会放弃他的政治成就，编辑人会舍弃他所出版的杂志成就，飞行家会放弃飞行成就，拳击家会放弃比拳场成就，优伶会放弃舞台。但从没有听见过一个母亲不论她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会放弃她的母职。她觉得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她在生命中已有了一个地位，坚信她的职务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这信念比希特勒自信只有他能够拯救德国还要深切。除了这桩自知已在生命中得到切实地位的满意以外，更有什么东西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我敢说执业的人当中，或者有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