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帮我解开缆绳，推我进入怀疑的大海。也许没有辜鸿铭，我也会回到中国的思想主流；因为没有一个富研究精神的中国人，能满足于长期的对中国本身一知半解的认识。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遗产的声音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渴求。在中国语言里面有某些东西，是虽然看不见却能有力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话的音调，在英语与中国话之间非常不同。说英语时，人们用英国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中国话来说话时，就不免用中国的方式来思想。如果我在一个早上写两篇题目相同、见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这两篇文章自会显现有别，因为思想的潮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联想，会自动地导入不同的途径。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当我们说另一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概念的本身就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肤色，因为那些字眼会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联想。因此，我开始用中国式的思考来研究中文，而因此使我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两种如此不同的语文中间思考真是有点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单音字是光滑、发光的圆石；而我的中文承认英文思想具有较大的明定性及准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而抽象的杂碎。

    我必须说，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不感兴趣。中国的语言就好像女人的闲聊，每一桩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娶回来。中国人的抽象观念，遵循中国人务实的思想常规，常是两种真实性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quot;面积quot;（那颗钻石大小如何？），长短代表quot;长度quot;，而轻重代表quot;重量quot;。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quot;物quot;的常用字是quot;东西quot;（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严格的哲学概念，quot;正quot;、quot;义quot;、quot;忠quot;、quot;利quot;，都是深奥的单音字，且常流于相似。以是与非为例，它把真与假，对与错两种相对的观念并合起来，区域的界线是消灭了。还有心与头脑分离成为二而一的东西，当一个中国人承认他们用他们的心来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时我在我的心里想）的时候，那个quot;心quot;字是同时指心肠及头脑，因此中国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感性的。《圣经》quot;肠quot;（o;我以基督的肠（爱心）恳求你们考虑你们是否可能有错。quot;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中的抽象概念相当少，或者根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生活的范围，没有沉溺在抽象推论太久的危险。人，像是一条鲸鱼，必须升上海面来呼吸自由的空气，偶然瞥望一下云彩及天空。这种思想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哲学中没有理论的术语，没有专门传达思想的暗号，没有quot;群众quot;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分别。用一种普通人所能懂的语文来写关于哲学的文章，绝不会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中国的学者并不以知识quot;大众化quot;为耻。据说柏拉图写了两本哲学书，一本是专家的，一本是通俗的，幸而后来那本专家本遗失，所以近代读者可以享受柏拉图对话录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学家，能用柏拉图简明的笔调来写英文，则哲学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获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们写得清楚一点，会泄露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事情要说。）

    ①O;肠quot;解，有时作quot;爱心quot;解。——译注。

    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quot;物quot;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