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后，他在清华任教，同事兼著名诗人刘大均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他问：“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人，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

    这一席话，剪断了玉堂和基督教最后的一丝联系。

    晚年时，饱经风霜的林语堂又回到了基督教的怀抱。这是后话了。

    从圣约翰毕业后，林语堂到清华任教，然后是出国留学，回国，再出国。他余下的大半生都在世界各地漂泊，鲜少回坂仔。然而他乡牧歌处，放野归自然，林语堂怀着一身山地的爽朗，游走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他是放飞四海的风筝，线的那一头却深深地埋在生于兹养于兹的故乡。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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