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集会，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着，他把笔锋对准了“文妖”，对准了那些没有骨气、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开号召：

    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靠着一股怒气，以笔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无胆匪类。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笔锋犀利，无所畏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评论派被骂得闻“狗”色变，林语堂则被赞誉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国民军驱逐。可赶走了狼，又进来了虎，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北京城。

    “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过一日。两个说话大胆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

    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

    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

    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北大的教授们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