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