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孙女后，家底益发的殷实，阔少爷习气十足，不愿在钱财上斤斤计较。他所经营的文化出版业常年赔钱，便请了数学系出身的章克标出任总经理。

    章克标对林语堂的越级传话大为恼火，但不能拂了老板的面子，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以时价来看算不得高。

    发行量越来越大，杂七杂八的交际事务日益繁重。林语堂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还得兼任主笔，忙得焦头烂额，人手不够用，就自作主张聘请了陶亢德和兄长林憾庐。林语堂说这是内举不避亲，但在章克标看来，却有发展私人派系之嫌，心里有了芥蒂，磨擦也多了起来。

    不久，林语堂提出，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林语堂自认是合情合理，章克标却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劭洵美抱怨：“玉堂这么搞，分明把当成了自家的菜园子，太重利轻义了，是个门槛精！”他站在书店立场分析：“要是每个编辑都这么称大，书店还怎么管理？”劭洵美不愿插手，可他毕竟是书店的老板，胳膊肘不能往外弯：“你看着办吧！”

    章克标拿这话当尚方宝剑，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林语堂最受不得闲气，想自己一手打响了的招牌，却落得里外不是人，言词上颇多不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语同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刚巧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盯上了林语堂，开出了编辑费每月500元，并提供专业办公室一间的优厚条件。林语堂忍无可忍，一气之下脱离了。

    关于这件事，现存的资料不多，仅余章克标的一家之言。但就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人以自由撰稿人居多，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而书店盘剥的现象很突出，所以编辑和书店老板经济龌龊时有发生，鲁迅和北新书店的版税官司就是最著名的一桩。章克标以“门槛精”责骂林语堂，有些言过其实了。

    林语堂在收入上斤斤计较，可该花的钱，一点都不吝啬。

    林家出国前一年，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由于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恶性倒闭。讨债者查封了廖家产业。廖翠凤的大哥吸鸦片死了，余下的二十多口人都没有工作，靠着廖悦发早年的一点积蓄，坐吃山空。林语堂的姐夫去世了，留下瑞珠和8个孩子；大哥也走了，留下孤儿寡母；二哥玉霖失业，他有7个孩子；三哥处于半失业状态，三嫂体弱多病，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有这些，都是靠语堂津贴。

    1938年，林语堂的总收入达36000美元，开支12000美元。翌年年初，他把剩余的款子买了10万银元，存入中国银行。稍后又用2300美元兑了13万银元，分七年、十年、十四年定期存款，这样三个女儿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每人本息可得10万银元。旁人很不理解，把钱存在美国银行不是更保险吗？林语堂笃定地回应：“我对中国货币有信心！”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比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之多，林语堂的存款连本带息取出来，成了废纸一堆。

    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为国内难民多次慷慨解囊，还以每年720法郎的花消，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

    他还雇人为老家坂仔村民修学堂，买低洼田地挖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的署名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林语堂教育女儿：“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去帮助别人，那钱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别人。”

    一个人。一个文人。林语堂的两面金钱观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