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克林威尔》（Cromwell）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然而雨果的《克林威尔》的序言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文字；雨果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写了《浮士德》的歌德是作家，但写了“PropylaenA”杂志的“导言”的歌德却是文艺理论家；歌德也是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

    左拉是《罗贡。马惹》的作者，然而同时又是《实验小说》这理论文字的作者；他也是作家而又同时是理论家的。

    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却也写了《我怎么写铁流》；革拉特珂夫写了《士敏土》，却也写了《我怎么写士敏土》。这两位又是作家而同时是理论家的。

    文艺理论家和创作家可以是一个人，亦可以是两个人，有不写创作的理论家，亦有不读文艺理论的创作家；有以自己的理论去反对别的理论家的理论的作家，然而很少见自己并没有什么一定理论的作家仅仅以“创作的自由”一语去反对理论家的理论的。

    近年来，我们常听得有人说：“在西方，一种文艺理论之成立，必先有包孕此理论之作品；所以是从作品产生理论，而不是由理论烘逼出作品来。”持此说者，倘使是作家，那就是不愿人家出题目给他的作家；倘使不是创作家，那么，因为他自己并没提出“理论”，所以大概只能称之为理论以外的理论家。他们是不喜欢有不作而理论的家们唠叨多嘴的；他们的“作品产生理论”的明证就是我们上举的雨果、左拉诸位先生。

    不错，从西方文艺发展的史迹看来，到欧洲大战以前为止，大概可说是先有作品后有理论的；第一部文艺理论书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如此，本文上举的雨果以至左拉的理论亦复如此；但是这只是大战以前为然。现在是文艺理论成为文艺领域中一个专门独立的部门了，以辩证的唯物论为武起的文艺理论家本质上是和雨果他们不相同的，雨果他们是自出题目自做，而现代的文艺理论家自己不做而单出题目，未必就是不该；问题不在他有没有出题目之权而在他的题目出的对不对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题目出来以后不许人置喙；但我们以为作家方面所应讨论者是那题目的对不对，而不是出题目者之有没有出题目的权力，至于也是理论家那方面呢，应当依他自己的理论（如果他有的话）来和那出题目的理论家展开严肃的论辩。仅仅用“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不要别人来出题目”以为反对的理由，似乎太嫌不够。因为倘使讲到“自由”的话，则作家固然有创作的自由，文艺理论家也应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只有一个场合能摇动文艺理论家的“自由”；即他的题目是背时的，不合理的。然而这只有也由理论路径去论辩方始能够达到。

    作家若坚持他的“创作的自由”，那自然任何坚实的理论都奈何他不得的；然而也有一个场合能摇动他这坚持的“自由”；这就是他的“自由的创作”在广大读者面前受起判的时候。读者是最后最有力的批判人。如果一部作品不是“藏之名山”而要公世的话，这一关的批判是逃不过的！

    近年来，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变动既快而又复杂，因而我们的文艺落在现实之后。这是使得文艺理论家常常出题目之原因。事实是如此：一个题目出来了，还没有收得几本好卷子，台上却又挂出了另一题目。于是有些（我想来不过是有些而已）“考生”的作家大叫起文艺理论家太会换题目，太会出题目，而有些观场的第三者也大叫起“考官”尽会——只会出题目。本来文艺理论家和作家是应当亲密合作的，然而现在却弄成文艺理论家故意和作家为难似的，——反对出题目的心理大概是有这一项的；这是很不小的“误会”！我们上面举出雨果他们都是自己出题目的，雨果他们决不是什么“性之所至，流露为文章”，而是确确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