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言，而赞颂光明亦有因时因地因事而相应免登。加以审查标准之所谓四大原则，实太笼统而抽象，作家们每苦于无从捉摸。在如此严厉的桎梏之下，作家们倘必要本良心之所安，为了抗战的利益而表现抗战的现实，势必感觉得无一事得免于触犯忌讳。而又不愿搁笔，或不能搁笔，写起来以后又不得不谋发表，于是下笔之顷，不能不小心检点，结果只落得手足如缚，意兴索然了。如果所写的是短篇，则此种窘状或尚可掩饰；如果是长篇，那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流露在笔墨之间。近来常听到的批评谓某一作品缺乏热情，乃由于作者对于生活没有热情云云；在我看来，世间虽然不乏对于生活缺少热情的作者，可是我们这里今天的索然无活力的作品恐怕大半还是由于外界的桎梏紧压了作家使他不得不抑制热情，痛快写作之故。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客观条件身上，我们也当检讨自身主观的力量是否用得充分？我们也要问我们有没有尽其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现在有不少的长篇小说是暴露了作者的只图省力取巧，时时想以偏锋取胜。这样的作品往往只图一个形式上的“长”，不暇计及内容的单薄，譬如贪小利者卖豆浆，搀水漫无限制，终于成为白水。这样的作品，其上焉者也还想以技巧的粉黛来装饰它那瘦骨伶仃的内容，希望取媚于俗世；其下焉者可就连技巧也顾不到了，或者可以说实在还未尝研究如何才算是技巧，信笔所之，东拉西扯，说不上有所谓有机性的结构，至于人物的描写则又误以施粉涂朱，刻眉画眼为足以表现个性，虽复五彩斑斓，其实如搬弄面具。这样的作品，其病根在于作者对于生活既不求广博周知，又不耐深刻体念，仅掇拾浮面的印象，遂以为牛溲马勃皆可化为神奇，不暇剪裁，不事组织，信手拈来，都付毛锥，以多为贵，以长为务。这样的作品在“长篇有销路”的书商生意眼的引诱之下，近年来也隐隐然成了一种倾向，这是可为忧虑的。这样的作品，如果也有躲闪，含糊，格格不吐之处（事实上它们大部分倒是颇为条鬯而且淋漓尽致的）那倒不是象我们上面所说的因为下笔之时多所顾忌，而是因为作者把稀薄的材料拉得太长，所以弄到左支右绌，拢不来头了。这样的作品，本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们只说到这里为止。

    应当详细说一说的，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得多，但在构思之时犯了轻率和性急的毛病，以至成篇以后所可称道者唯一“长”字的作品。有一句常常听到的话：抗战题材，俯拾皆是。诚然，题材是多得很的，但也不能不有所抉择；尽管在理论上不妨说任何题材只要处理得当都能通到抗战现实的若干根本问题，然而我们实未便毫无保留地认为“条条大路都通到罗马”。有些题材虽似琐细，却能使人见微知著。有些题材看似颇有斤两，其实却往往会导出错误的感觉，弄成了离开问题的核心，甚至使读者的认识反而模糊起来。如果认真以为“俯拾皆是”，不分主从，不加抉择，纷纭万象，尽收笔底，那么“长”是不成问题了，但读者所得，仅一“万花筒”而已。文艺作品不能仅是“万花筒”，文艺作品是要能起“分光镜”的作用的。扼要地说来：搜集材料务求其多，而运用之时则切忌太滥。这便是抉择。

    但是，仅能抉择，也还不够。为了彻底明了某一现象的本质，有时必须考察研究与此现象有关的其他现象。比方说，我们打算取现象甲为题材，当其下笔时，固然觉得头头是道，一目了然，可是在写作之中却愈来愈感困难，方知“尚未成熟”。此时若无搁笔重写的勇气，便只有敷衍完篇了。为什么本来觉得头头是道的会在写作中途发生困难呢？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最初只就要写的现象甲下了功夫，而未尝就一切与甲有关的乙丙丁各现象乃至与乙丙丁有关的戊己庚诸现象下过一番功夫。因此，我们应知：所谓题材成熟，决非易事。题目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