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落

    爱玲的发现，除了夏志清《中国文学史》洋洋洒洒的几十页纸以外，也与上海的重新发现有关。其中贯穿着一种浓厚的情绪，但是这个上海又与安妮宝贝的上海，王安忆的上海是不同的。

    上海注定是独特的，地理的独特，历史的独特，文化的独特。它既是边缘，又是中心。从一个小商埠到国际大都市，匆忙间有些潦草，仿佛搬来一些旧砖瓦，杂乱堆积在那里。那些砖瓦形状颜色各异，无法弥合，于是便滋生出一种落寞无根的空洞来。

    这就是爱玲的“底子”，她的基本色调。红的，黄的，黑的，新旧杂陈，调出来不是彩虹，却是灰色的，冷冷的灰色。

    这样的灰色是历史的暗和现实的明调出来的。也只是在这样的半明半暗，才能发生、那样的故事来。如同的场景只能在远离北京的旧都南京一样，距离常常能让一些事情顺理成章地发生。它是如此沉重地存在着，像一个巨大的影子。一百年来，上海轰轰烈烈存在着，却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所有的大事都被消融得无影无踪。

    于是在里，白流苏只能逃离了。

    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

    爱玲也离开了。惘然而仓皇。先去了香港，后去了美国，离开得越来越远了。

    一九五二年，上海。乘船去香港的人在码头等待检查。一个穿着素花布旗袍的女人夹杂在人群中。轮到她了，那个小小的民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照片问：“姓张？行李里有金银首饰吗？”

    爱玲点点头，有点紧张地说：“只有一副包金小藤镯。”说着把行李递出去。她申请到香港大学复学批准，如果不能去，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检查过关的人果然看不出她是红极一时的张爱玲，除了狠狠地检查了一下她的首饰，把一对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的包金小藤镯刮花了以外，没有过多的刁难就放行了。这小小的意外令她窃喜，这窃喜是一个女子对自身形象百变却能瞒人的肯定和满足，如小时候躲起来大叫“你看不见我”时掩耳盗铃般的喜悦。

    想象着爱玲穿着花布旗袍，站在那个折腾她手镯的小同志面前的可怜相，又心疼又心急，敢怒不敢言。她在后来的文章里，用的是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调：“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民兵检查完行李，放她上船。张爱玲站在船上，松了口气。回过头来，深深地凝视着她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离开上海的经历平顺简单，甚至有一种喜剧的轻松。但是，对于爱玲，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

    《对照记》里有一张照片一直是我最爱，她穿着缎子作的高领短袖大襟衫，看上去柔软闪亮，人也半昂着头，眼睛朝着侧上方，短发。给人一种清贵桀骜的姿态。衣服和人都是那样寂寞，搭配得却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我端详着这张照片，难以确定它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爱玲照这张相时的天气如何，那是她生命的一个瞬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地址是香港兰馨照相馆。

    一九五四年，她从上海到了香港。那时候她早已和胡兰成离婚多年，彼时看上去，仍是一株兰花，开得淡妆浓抹两相宜，只是少了赏花人，略略显得意兴阑珊。

    对照记上写着这样的文字：“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样的感慨流露出晚年凄凉的感受，然而在当时，也未必不会有“一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