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雾在他周围弥漫。他下定决心后，把半截烟掐掉了，缓缓站起身说：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说到这他用眼角扫了一眼中央局的人，微微笑了一下道：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毛泽东说完这话，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眼前这种态势下激流勇退，也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说到这，他瞅了眼发呆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时，他同样感受到了周恩来的无奈，那无奈中却是另一种忍耐。

    毛泽东讲完话并没有坐下，他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又说：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不等别人有何反应，毛泽东摆动着宽大的衣袖向外面走去。周恩来望着毛泽东消瘦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中央局召开的宁都紧急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

    那一刻，毛泽东推开椅子向门口走去，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让他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感是无法诉说，也是无法形容的。

    毛泽东一步步地向门外走去，他觉得双腿是那么沉重，时间是那么悠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他才走完了那几步路。

    据史料记载：

    宁都会议之后，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项英、顾作霖曾找周恩来谈话，批评他在与毛的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批评。

    11月12日周恩来与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与争论情况。

    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了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的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没有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并且，不给毛泽东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中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并加以克服。

    周恩来则在电中表示：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的，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毛泽东，事前并没商量好，致会议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临时中央复电：

    肯定周恩来是正确的，指责周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被解除了军职。

    毛泽东从此开始了对他来说既是紧张又是痛苦的思索。

    几次到于都搞的社会调查，其实也都是为他思索中的问题找到一个旁证。这种思索使他更加成熟起来，于是才有了西征以后那个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失意的时候，唯一体贴他安慰他的便是贺子珍了。以前毛泽东忙碌的时候，他一直遵守着只有星期六才和贺子珍见面的规距，许多红军领导人，当时在苏区都尊重这条不成文的纪律。那时毛泽东虽然失意，但与贺子珍的爱情却是美好的。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24岁，她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