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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的温床，他在长沙读了5年的书。给他思想带来深刻变化的是杨昌济教授。杨昌济教授留学日本和英国，集中、西于一身，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认识了恩师徐特立也是在这所学校。还有一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

    在长沙长达5年的求学中，不仅使他熟知了“孔子”、“孟子”，还使他知道了西方哲学，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从孙子兵法到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轰轰烈烈，虽然中国不是第一次大战的参予国，但“一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晚，就是后来看到了，他研究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这成了后来在苏区中那些留苏派的一个话柄，后来受到排挤，而放弃军权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一直深信，中国是中国，俄国是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是成功的，可中国再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套理论，都是他在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毛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奇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的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强烈吸引。

    湘江使毛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湘江孕育的。虽然他们的相爱是在北京，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入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性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种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种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进取。毛泽东又不好直接说出这种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让杨开慧误解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伤害。

    也就是从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便开始产生了裂痕。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吵架，那时，毛岸英刚出生不久，毛泽东要出门远行，杨开慧不想让毛泽东走，但又不直说，却让毛泽东带上孩子一起走。毛泽东感到恼火和好笑。最后毛泽东还是愤然出走，也就是那次出走，他写下了那首不知何滋味的《贺新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