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日，黄昏时分，从湘江冲出来的红军，终于陆陆续续地集结在了三面环山的油榨坪。

    油榨坪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红军指挥部就设在镇中的一个小院里。部队接到了在油榨坪休整的命令，镇里镇外到处可见红军临时搭起的帐篷，还有神情疲惫的红军战士的身影。

    12月4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湘江这一战，使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彻底遭到了动摇。这两天来，李德和博古的情绪都很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关于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他们也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前的主张了。

    周恩来坐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望着眼前忙来忙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想的很多，也想的很远。这支从血战中冲出的部队，此时已经没有了后方，也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立即开拔了。

    部队究竟要走向哪里？是坚持原来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还是改变行军路线，找到一个能让红军站稳脚跟的地方？目前，李德和博古已经在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个能统帅全军的人，达到上下一致，想冲出敌人的重围，仍然是个泡影。

    此时，在他们“最高三人团”中，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对博古，周恩来是了解的，别说在如此危难关头，就是在一次小战役上，他也要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实践证明李德也不行，从广昌保卫战到这次红军西征的湘江血战，李德已经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威信，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还酝酿着一种敌视情绪。

    一个念头陡然跃入脑海，他想到了毛泽东。他了解毛泽东。从宁都会议毛泽东交出兵权后，他就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人。看来，只有毛泽东此时此刻才有能力也有威信拯救这支近乎瘫痪的部队了。

    周恩来想到这，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但很快周恩来又想到了这次湘江的失利。兵贵神速，这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备的常识，然而此次红军西征却无视这种常识。从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和军委纵队，就有1．4万人，还有2000多副挑子和担架，以及大批的骡马驮队。这个沉重的包袱足足拉长有50多公里，两面是保护他们的纵队。这种缓慢的移动，使红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战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包袱，红军就不会在湘江两岸损失这么惨重。

    然而，这个包袱能扔掉吗？

    当时苏区的红军有3种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的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和敌人在苏区一拼到底。

    显然这3种做法都不可取，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又背包袱又转移的策略。最后才有了湘江的惨败。

    这个责任究竟谁来承担？周恩来一时想不清楚，也想不出个头绪。

    天渐渐地暗了，周恩来站起身，茫然四顾，他的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小小的油榨坪镇，一下子挤进了这么多人，到处是匆匆忙忙奔走的身影，骡马、担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之声像一锅沸水。

    博古挤在人群里。天很暗，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他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他想找洛甫或王稼祥等人谈一谈。究竟要谈什么，他也没有想好，总之他觉得应该谈一谈，他心里空落落的。

    他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高声叫嚷着：

    打死我，快打死我。我不留下，你们打死我好了。

    博古循声望去，看见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和围着他的一群人争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