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

    从北非迦纳利群岛，飞到“新内加”首都达卡，再飞西非奈及利亚，抵达拉哥斯（Ｌａｇｏｓ）机场时已是夜间九点多了。荷西在入境处接过我的行李小推车，开口就说：“怎么弄到现在才出来，别人早走光了。”

    “大家乱推乱挤，赶死似的，我不会挤，自然落在最后。”擦着满脸的汗，大口的喘着气。

    “以为你不来了呢！”

    “黄热病应该打了十天才生效，没小心，第七天就跑来了，不给入境，要送人回去，求得只差没跪下来，还被送到机场那个挂着大花布帘的小房间里去骂了半天，才放了。”“为什么不早打？”怪我似的问着。

    “哪来的时间？机票九天前收到的，马上飞去马德里弄签证，四千五百里，一天来回，接着就是黄皮书啦，银行啦，房子过户啦这些事情在瞎忙，行李是今天早晨上飞机之前才丢进去的，什么黄热病几天生效，谁还留意到。”这不知是结婚以来第几次与荷西小别，又在机场相聚，竟是一次不如一次罗曼蒂克，老夫老妻，见面说的竟都是生活的琐事，奇怪的是，也不觉得情感比以前淡薄，只是形式已变了很多。

    机场外没有什么人，只有三五个卖东西的小贩点着煤油灯在做生意，雨稀稀落落的下着，打在身上好似撒豆子似的重，夜色朦胧里，一片陌生的土地静静的对着疲倦万分的我，汗，如水似的流入颈子里。那么，我这是在西非了，在赤道上了，又一个新的世界。

    “有车吗？”问荷西。

    他推着行李往停车场走去，远远一辆ＴＯＹＯＴＡ中型车孤零零的停着。

    还没到车边，早有一个瘦高穿大花衬衫的黑人迎了上来。“司机，这是我太太。”荷西对那人说。

    那人放下行李，弯下了腰，对我说着英语：“欢迎你，夫人。”

    我伸出手来与他握了一握，问说：“叫什么名字？”“司机——克里司多巴。”

    “谢谢你！”说着自己拉开了车门爬上了高高的车厢。“机场离宿舍远吗？”问荷西。

    “不远。”

    “路易呢，怎么不见他来？”又问。

    “在宿舍里闷着。”

    车子开动了，雨也逐渐大了起来，只见路边的灯火，在雨里温暖而黯淡的闪烁着，雨越下越大，终于成了一道水帘，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什么要我来，不是再一个月就有假回去了？”我仰靠在座位上，叹了口气。

    “马德里弄签证有问题吗？”荷西有意不回答我的问话，顾左右而言他。

    “没麻烦，只等了四小时，当天晚上就搭机回迦纳利了。”“他们对你特别的，普通总要等三四天。”

    “我说，是迦纳利岛去的乡下人，很怕大城市，请快弄给我，他们就弄了。”笑了起来。

    “四小时就在使馆等？”

    “没有，跑出去看了个画展，才又回去拿签证的。”“没碰见我家里人？”

    我不响，望着窗外。

    “没带礼物，怎么有脸回去。”轻轻的说。

    “碰到了？”他担心的又问。

    “运气不好，在机场给你姐夫一头撞见，只差一点要上机了。”我苦笑一下。

    “他怎么说？”荷西很紧张。

    “我先抱歉的，解释得半死，什么脊椎痛啦，要赶回去啦，没礼物啦，人太累啦，结果……嗳……”

    “结果还是弄僵了。”他拍了一下膝盖。

    “是。”我叹了口气。

    两人都不说话，空气又闷又热又温，顾不得雨，打开了车窗。

    “你走了三个月，我倒躺了两个月，坐骨神经痛到整个左腿，走路都弯着腰拐着走，开车子呢，后面就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