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叫我：“捐出去！捐出去！”

    看我捐得多了些，又会心疼，背地里噜噜苏苏，说我对己太节俭。当我下决心要买一台录影机的时候，他怕我后悔，当天便替我搬了回来，又装又教又借录影带，然后收钱，含笑而去，说我对自己慷慨了一次，他很愉快。

    我骂他是一种一生的习惯，并没有存心，那次坐上他的车子，他将我一开开回了童年的老家老巷子，叫我慢慢走一次，又在老里长的门口徘徊，里长不在家，他有些怅然的离去。这个人，我不骂了。

    可是叫他去看林怀民的云门，他不去呢，他宁愿去万华看夜市。这些地方，我也不怪他，因为万华我也爱去，一个又杂又深又活泼的台北。我又想，金庸小说可以看吧，他也不，他看别人的，那种催眠的东西。我也想，我的书不可读，“娃娃看天下”总可读吧，他不，他却看卡通片。

    学校开母姐会，他不是母也不是姐，跟着太太，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看孩子的老师，竟然还敢说话，请老师少留功课，他不要孩子太用功，只要他们有一个快乐而糊涂的童年。那个可敬的老师，对他居然含笑而尊敬。功课果然留少了，少得适可又合理。

    前几天，圣什么诞节的，姐姐为了给小弟的孩子一个未来的回忆，兴冲冲的抬了一棵树来放在父母家，鬼鬼祟祟的在树下堆满了各人的礼物，全家十几口，每人都有一个秘密在树下。那棵树，披头散发，红绿灯泡一闪又一闪。我一看便生气，尘世艰辛已久，磨人的事已经够多，再来应景，也去买礼物送家人，万万没有这份精神与心力，我很难堪，也真，也做得脸皮够厚，二十二日便逃离了台北，不回去过什么节。走的时候，自圆其说：“心里爱就够了，表面的不做，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小弟回了一句：“你不做，人家怎么知道？”我走了，走到中部乡下去看老厝，没有回来。家里太吵，精神衰弱。

    那个他，却存心要给他一样东西，不为过节。他也坦然，说：“我不要皮鞋，我要皮带，你送，我干脆指定。”

    于是，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去找，要一条全台北最漂亮的皮带送给一个微凸的肚子去用，一心一意的去找。

    圣诞节过了，除夕也没有回家，元旦之后在狮头山和三峡，听人讲客家话看寺庙，我没有回家。

    昨天姐姐来电话，说那辆全家人的司机和公车又载了十几口出去吃饭——我们家人喜欢吃饭。在餐厅里来了一个小妹妹卖玫瑰花，那些花，枯了，陪衬的“满天星”小白花朵都成了淡灰色，小女孩穿着国中制服出来卖花，一桌一桌的走，没有人理她——那是一把把枯了的花。

    他不忍，招手唤了过来，笑着买了两束，全家人都在看他，他不大好意思，解释说：“一定卖了好几天了，不然花不会枯，卖不出去血本无归，我们买下，也是安心。”

    这个人，这个当年在成长时被我憎恨的大俗人，在去年还不肯将他列入朋友的他，一点一点进入了我的心，手足之外的敬和爱，那优美却又平平凡凡的品格，使我自己在他的言行里得到了启示和光照。今年，我也不敢讲我能够是他的朋友，因为我自卑——在他和他好妻子的面前。

    我要把这篇文章，送给我的大弟，永风堂陈家二房的长子。大弟，永远不会看我文章的你，你看了这一篇，也是会打瞌睡的，睡觉对健康有益。预祝你大年初七，生日快乐。对不起，当年的那一血掌。今生今世，我要对你的一双女儿尽力爱护，算作一种不能补偿的歉，谢谢你，你教了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