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

    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