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瘟名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千6百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

    ，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相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禁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强奸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