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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

    。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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