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死得很惨。

    其中有一个曾经洒脱地吟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颢的诗句。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