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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窗下
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矙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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