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筑，现属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整幢楼房坚固华贵，今天看来还没有陈旧之感。大花园，高铁门，阳光下整个庭院一片宁静。

    这幢楼本来属于俾斯麦的财政部长，租给了中国。大清王朝原先哪里看得起遥远的番邦因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们欺侮得晕头转向，纔迟迟疑疑地改口把他们叫做“列强”。后来又逐渐知道了一点国际关系规范，开始向西方列强派出外交使团。

    中国公使馆设在这样一幢楼里，还算是有一点气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几页充满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就发生在这幢楼里，再也无人知晓，而这白森森的墙壁门窗，又都不落痕迹，默然无语。当年的中国外交官穿着清代的标准服装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清代的男装实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没了。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几位，已经开始皱着眉头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思索中华文明落后的原因。这里是比较的前沿，思考的据点，一切都以感性直觉为基础，一切都以惊讶、叹息为前导，这里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

    只出现过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洪钧公使的夫人赛金花，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那时中国人在德国屈指可数，因此每个人都成了一种代表。本来代表性形象已经大体固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女人，德国人吃惊不小。柏林还有很多其它国家的外交使团，赛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国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中国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参加社会交际，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内，但洪钧公使明达洒脱，他既然敢于与赛金花这样一位曾经落迹烟花场所的女孩子结婚并让她随职而行，当然也会鼓励她参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际应酬。

    我大体可以肯定，赛金花这么一位江南民间女子，虽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际，但要比熟悉本国官场的复杂礼仪，反而觉得方便。她的年轻、机灵，再加上丈夫的职位和对她的宠爱，使她很快进入角色并游刃有余。

    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种象征，而且象征了一个特别善于象征又特别挑剔象征的群落。

    象征需要有身份，而她的身份似乎有点不妥。

    原以为与洪钧结婚就是身份，原以为前一任公使在这幢白楼门口以隆重的礼仪欢迎就是身份，原以为在盛大酒会上被各国王公贵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份……但中国人，包括洪钧的老家亲人，要的是另一种身份。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沈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从此隐匿府院，不再抛头露面，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身于一名商贾，或一介书生，过着寻常的日子，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流言蜚语、指指点点，未必圆满幸福，但凭着她的器识和聪明，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事实上与她起点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自从她踏进了这幢白楼，今后再也无法躲进人世的荫凉处悄然度日。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将终生跟随着她，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丑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