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的决定。他的美国同学的家里同大学一样，都期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思成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从小就懂得尽孝道是做儿子的根本义务，而且他也无疑地热爱和崇敬着他那杰出的父亲。然而他已经不是那个四年前离开他父亲的四合院时的年轻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启超为他儿子对他的指导明显的无动于衷很是恼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够面对面和他父亲谈话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过邮件进行辩论要更好些。

    同时，对这一切全然蒙在鼓里的梁启超，已经运用他的影响说动清华大学考虑（不太情愿地）给思成一个教席（建筑学？）以及一个教绘画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亲的很快就认识了它的优点。沈阳（奉天）的国立东北大学要成立建筑系，工程学院院长要宾大建筑系出色的毕业生杨廷宝来当系主任。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却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他推荐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知道思成夫妇还在欧洲旅行，他答应院长去和梁启超商量一下。

    梁启超立刻替他儿子采取了行动。5月13日，当那度蜜月的人们还在欧洲、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回家的时候，他在给他大女儿的一封信（注7.）中写道：“思成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东北大学和清华都答应给他工作职务。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里组织一个公司，从小开始，慢慢做大。因此在他回答之前，我就替他作主了，拒绝了清华的聘请，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职位。”

    与此同时，那年轻的一对度蜜月到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连袂访问欧洲大陆。就和一代代美国建筑系的年轻毕业生一样，他们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一切他们学过的东西都看到。他们本来计划在欧洲度过整个夏天，可是家里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缩短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原以为要到他们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去教书了。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通讯是如此之慢，而新婚夫妇又是如此经常地在移动之中。梁思成在一切都已决定以后一个月才知道他的工作变动。他父亲在6月9日收到他一封电报，问他在清华将教什么课（注8.）。他父亲回答说，“和东北大学的商谈已到了最后阶段。对你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职位。只是参考书要比清华少些。东北大学是真需要你而清华还在犹豫，因此我已让校长撤回他的建议。”然而，他又说，最近沈阳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那里的局势混乱，大学在新的学期是否真能开学还不清楚。他让思成8月以前回来。到6月19日（注9.）他又认定，尽管满州局势危急，但东北大学将不会受到影响，他写信给大姐说他已替思成订了月薪265元的合同，这使他成为那里薪金最高的教职员之一。

    同时，躺在天津家中病床上的梁启超又在操心年轻夫妇回来时将会面临的儒家义务了。他们将必须完成向祖先的祭告仪式，这最少也得8到10天做准备。此外他们还必须到北京去祭扫祖先的坟墓。要完成这些做子孙的义务，时间真是太短。使徽因也能尽其孝道的福建之行看来只能推迟到寒假了（注10）。

    比预定时间提前到家的紧迫性决定了旅行的方式。思成夫妇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尽管父亲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这一选择导致了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的不期而又快乐的相遇，他们是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成了长途火车旅行中的好旅伴。查理斯在1980年应我的要求写成的对这一段往事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思成夫妇回国的经过。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