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的解释。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在此后的年代里时断时续，尽管他认为他从书中抽取的宝藏是“难以驳倒的”。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梁思成曾在哈佛研究过其图集的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和关野出版了相关的文字卷，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农村的考古旅行。在此以前思成自己并没有游历乡村的经验，但是当他读到日本人关于发现山西北部大同的辽代寺庙中的雕塑以及关于河南北部嵩山上1125年造起（和《营造法式》差不多同时）的小小尼姑庵初祖庵的记述时，是十分兴奋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刚刚出版了他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敦煌佛教洞穴里发现的壁画照片集。从研究这些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的建筑物图像（特别是日本那拉的唐代寺庙）中，梁思成就能够提出一些关于唐代建筑、地面设计、建筑物种类、寺庙设计图、屋顶以及建筑物的基地平台等的假设。

    1932年三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一开始他就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向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未解开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他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他写道：

    “有了《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

    对清代建筑的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本书，1734年由工部印行，共有七十章。它们涉及建筑材料的计

    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二十七种大小的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

    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

    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的。对于

    中国建筑中最独持的‘斗拱’的规则以及柱子的直径和高度、屋顶的弧度，

    书中都有叙述。其他的章节则谈到‘小木作’，接榫、石作、砖作、瓦作、

    颜色，等等。”

    思成把这种对尺寸的“不厌其烦”的叙述和宋代的手册相对比，后者用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阐明了基本的原则，然后又提出具体衡量根据不同等级确定的各建筑部位的公式。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里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检查了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