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