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未能应邀前往。后来徽因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去使她很失望，但又是松了一口气。那庶母，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她管理着老宅，也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梁氏大家庭，坚持说我们不能去。她对我们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我们在梁家睡在一起，有可能发生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本来应当是梁家的一个小孩可能误入我们家。

    在几个月的卧床休息和海边度假之后，徽因本来应该更健康地和更乐观地回到北京。可是没有，她遇上了一场灾难。她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林恒，一个安静而认真的小伙子，从福建来到梁家住着，准备投考清华读机械系。她很喜欢他，但在她不在的时候她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坏了。

    妈妈的仇恨是很深的。她为她的丈夫生的哲嗣已经夭折。但那二房的妾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并赢得了她丈夫的欢心。现在取代她死会的孩子的这些儿子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跑来住在她家里，她当然是受不了的。徽因夹在当中了。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

    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