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