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管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