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这两个人的长期卧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除了物质上的困苦和当地居民的仇视以外，还有使这种社会必然成为牺牲品的内耗，既有嫉妒也有争吵。甚至还有更加精细的文化上的冲突。例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曾是德国人创办的并且由德国留学生供职，而中央研究院人们的学术渊源多半是在美国。这就使得两部分人关系有些冷淡。

    学者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准备在战后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简单。但思成决心不等待，即使使用当地被称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术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两期的营造学社的《汇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之间挣扎，而且还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她对写作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三件事同时争着要她注意。关于她的健康，她写信给我说，“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写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载在营造学社的《汇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随着冬天的到来，“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个热情的附言：“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同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同一个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费正清很快就要离开华盛顿回重庆去。我们两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来跟我们团聚。“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

    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