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时候，徽因从飞行的疲累中恢复过来，张奚若放她到她的“梦幻别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部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这是我搬进新房子的第10天。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来，由外面摇大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要是老金和我能够想出合适的台词来，我敢肯定这是一出戏剧杰作的理想环境。但他现时正俯身一张小圆桌，背对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帽子，振笔疾书。（他年岁一大，就得保护他敏感的双眼免受阳光直射。）

    “腻味人的高原反应或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气急得很，我常常感觉像是跑了好多里路似的。因此我只得比在李庄时还要安静得多，以便得到必要的休息。一点都不让我说话，尽管我想说的比允许说的也多不了多少。但这所谓的‘谈话’对于周围环境真是少得太不公平了。”

    她气急的消息让人惊恐，但她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写作风格的生动性说明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开心。她在信中也涉及了在她周围进行的家务事的某些片断。

    “我是非常幸运，刚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仆。这种女仆要具有人类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木头、石头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坚不可摧的东西的结合。又笨又好脾气使她成为一个起码的女仆（就是说，一个能够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坚强又使她接近于宝贵的一类（就是说，一个人们不愿辞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运！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六个星期以后思成来了一封长信，他在李庄和女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显然徽因匆忙赶赴昆明是对的。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来作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里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作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此同时，思成和他留下的几个同事是在忙着给营造学社的书籍、文件、图片和技术装备打包装箱，准备一旦运输恢复时运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这时候也在捆扎它们的宝贵的书籍、研究报告和考古文物，它们最后被送到了台湾去。中央博物馆也在把他们的馆藏和图书等等运回南京，他们在那儿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楼，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乱中没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几个月，在李庄不愉快的暂住终于快结束了。它所濒临的长江直接向东流往上海。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