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以上这些亲密的家常话是在政治和军事大动荡时期说的。在北京的东北面，共产党正在压倒国民党的部队。当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坐着美国飞机被空运到东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华北的共产党人则前往乡村。蒋在南京保持着个人的控制，从远处指挥他的军队，并不和地方指挥官们商量，也不听他们的忠告。他保存军队和装备的办法是把它们集中在东北大城市中自以为坚固的据点里。共产党人控制着周围的农村并在人民中寻求支持，包围了这些据点并在5月至11月一次一个地予以拔除。长春于1948年10月20日易手，沈阳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苏徐州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共产党军队俘获了好几个国民党军及其装备。战争快结束了。

    思成和徽因对于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召开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的。

    因此发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议论是完全非同寻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末了，连通信也必须结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间写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来到的那个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费正清的书《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之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