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纔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纔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