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 “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橕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