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的窗户
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势,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蹿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绑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口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给人的感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它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种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纔会理解。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高冗、简单,却又加入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戏,这几台戏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高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子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出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凤英陷入深渊的爆发点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