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占了全国全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部长，这届文化部长的权力，远远高于历届其它文化部长。由此，上海全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赫、直达天庭的“样板戏文化”。

    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好几道负面门坎，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道。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流课程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毛泽东主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做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做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精神来排演一些革命话剧。做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跳出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部门，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所制定的国际性、经典性、实验性标准，已经成为一种遗传和惯性，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深入骨髓，要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腰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子太熟悉一个配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衫男子只不过是黑衫男子，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子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它人，是发泄积怨。

    挖防空洞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水准最高，从明天起，每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洞的劳动进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他指了指边上一位秃顶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

    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压力，谁知那位秃顶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上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庭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写的简报，有六处语法错误，四处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那份简报顶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出后点点头，说：“按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

    这个秃顶的邵师傅看我这么谦虚，态度立即变得和气。他关上门，轻声告诉我，他因家贫没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工余时间还看点书，翻到过一本谈语文常识的小册子。他好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里的高纔生怎么会犯那么多语文差错呢？”

    我想告诉他，语文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个套子。如果当作套子到处套，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错误。但当我抬起头来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当时的一句熟语：“不是说，读书越多越愚蠢吗？”

    他笑了，说：“不要太灰心，你还年轻嘛！”

    以后好些日子我天天听他讲“语文差错”，实在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