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