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跋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