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
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绑来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