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它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报告了，他的单独报告制造了一种不公平；他对其他教师的业务指责，更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是第二层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种信息引导，这是对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这三层不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

    我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

    这种公开宣布，效果很好。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

    有时，人们出于以往的语言习惯，说着说着就牵涉到别人的长短，或开始对我有所奉承，我会微笑着伸手阻止，立即转移话题。几次一来，大家开始习惯我，习惯于在一切领域对事不对人。

    对此我有点矫枉过正。其实我心底也有对人际关系的好恶评价，有时还很强烈，但我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行政行为的走向。行政行为越干净，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国家政治大局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绵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恶化了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的矫枉过正，是在结束一段历史，截断一种灾难。再过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三十年代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工程师的住宅。院长办公室在二楼，一个小套间。

    打蜡地板、钢窗、壁炉，小套间里有两个卫生间，纯粹的欧洲气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是老院长熊佛西先生。那时上海早已受极左思潮统治，熊佛西院长没什么权力，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管着窗下的这个小院子。小院子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草坪，有的同学抄近路踩踏草坪了，就能听到头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同学，请不要破坏绿化！”

    绑来，他觉得窗口喊叫也不文明，干脆就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散步，做一个『护草使者”。我们碰到他，叫一声“院长好”，他会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过了五分锺，我们拿了一本书返回，又碰到他，再招呼一声，他又慈祥地询问：“哪一个系的？哪一个班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有时为了一件什么事来回穿行几次，他都是如此慈祥询问，不知内心是否怪异：同名同姓的学生怎么那么多！

    听老师们说，学院从横浜桥搬到这儿来的时候，市政府原本划出的地很大，把现在的华东医院、华山医院门诊部、上海宾馆、静安宾馆、希尔顿饭店的地域全部包括在里边了。熊佛西院长背着手走了一圈说：“这么大，谁扫地？”

    这么昂贵的黄金地段被老院长放弃了，一直让后任者一次次扼腕，但我倒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