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因此，今天看到他突然站在面前，我立即回到了刚刚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居然用军人的姿势向我“报告”！

    “院长，”他说，“我向你检讨！”

    “吴老师，”我终于憋出这个称呼来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他早已离休，我上任时翻看各级干部名册都没有他的名字，因此叫老师比较合适。“请坐，慢慢讲。”我说。

    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离退休干部们不放过他，要求学院给予公开处分。他来找我，一是检讨，二是表示愿意接受处分，三是希望这个处分不要张榜公布。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问。

    原来，一位老战友病逝，他赶回家乡去送葬，回来时另一位老战友出点子，说自己的儿子是火车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的角落里回上海，不用买车票了。他真的这样做了，却想不到，到了上海，没有车票是出不了站台的。他被火车站当作逃票者扣押，后来只得由学院派人领回。领回后，老干部们一片哗然，认为他丢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脸，不仅要处分，而且要开批判会。

    “其实这事用不着找你院长本人，我……”他显然已经被一批与他同资历的老干部搞得很紧张。

    “吴老师，你应该找我。我保证，你不会为这事受任何处分。”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我无法向他说明理由，便把惊讶不已的他送出了门。

    理由很简单，这是贫困造成的，与质量无关。

    革命军人进驻上海后，虽然做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还过着相当艰苦的日子。照理，他们的薪水在当时不算低了，但如果婚姻不太美满，又要抚养一个不小的家庭，情况就很严峻，这位吴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做学生时有一年春节给各位师长拜年，其它老师家都会端出一点糖果，而他家端出来的却是一小碟“炒米花”，可见家境拮据。

    他用几十年前做军人时的一声“报告”，不经意地提醒我，他一直处于军人般的清寒之中。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只需同情，不必负责，但他向我“报告”了，因此又不经意地提醒我，从此，这个院落里的很多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人际关系， 并不是我想简化就能完全简化。你看这位吴先生，差一点就要接受处分和批判了，而且，说起来，处分和批判都有理由。

    但是，我要用更大的理由，来消除这些理由。

    更大的理由是：在这个不大的院落，再也不希望看到斗争和批判。

    吴先生走后，我又站到了窗口，再一次看着这个不大的院子。熊佛西院长多么想让这里变得葱茏整洁、文明雅致，但结果呢，多少呼啸、狂喊在这里发出，多少冤案、惨祸在这里产生。我又沈陷到那血泪斑斑的岁月中去了，当时，这间屋子是造反派的司令部，后来，是所谓“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

    现在总算安静了。

    能一直安静下去吗？

    能出现熊佛西院长理想中的世界吗，连进门都要轻轻敲三下？

    正这么想呢，“笃、笃、笃”三下，真有人敲门了。

    已经受过“报告”的惊吓，这下我从容了，松松地叫一声：“进来！”

    我扭头一看还是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导演系的薛沐老师。

    薛沐老师与我私交很好。在那么多老师中，熟悉学院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节、重要人物，却又能不掺杂自己感情作出冷静评价的人并不多。导演系却有两位，一位是胡导老师，一位是薛沐老师。胡导老师我接触较少，但我每次发言和报告时只要看到他在场，总会特别注意他的表情，因为他历来最为客观、公正。薛沐老师曾多次与我相伴到外地讲学，客舍空闲，时时长叙，无话不谈，便成密友，尽管在年龄上他是我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