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律师问他证据，他回答说：“为什么那么多重要的报刊都发表了我的批判文章”，这居然成了他的“证据”了，当然很可笑，但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真实。他从报刊动向中寻得选题，为了发表，把话说得更加极端，试着投稿，正好投合了报刊追求耸人听闻的企图，果然命中。他觉得有那么多“重要的”报刊垫底，而所有这些报刊又都是“政府的喉舌”，也就心安理得了。对这样的人，很难认真生气。

    就在这时，我发现法官的眼光转向了我，并对我说 ：“原告要不要对今天的庭审作最后陈述？”

    最后陈述？难道今天的庭审要结束了？我向法官点了点头。

    我终于开口了，先向法官说了几句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我的家庭的处境，然后把脸转向被告，想给他说说学术研究的入门规则。但一说到“学术研究”这几个字我就噎住了，觉得在这里说这几个字，太奢侈。

    那么，怎么劝说呢？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不如从他的另一个极端说起。我选了他在一本书中对我的一段过分颂扬，作为例子来分析。他在那里写道：

    余秋雨教授继出版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后又开始了卷帙浩瀚的《戏剧美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体现一个现代中国人对东方戏剧文化最终的探讨。

    我说，这里讲的全是“好话”，但基本上都是虚假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戏剧美学》，更何来“卷帙浩瀚”？一个人书写得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浩瀚”的地步，那是人家来形容大海的。更重要的是，世上不可能有哪一个学者能对某种文化作出“最终的探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朱熹、王阳明都不能，你怎么轻易地加到了我的头上？

    我劝他仔细想想这种奇怪的吹捧和后来奇怪的诽谤之间的共通关系。

    这次庭审结束之后，被告又几度被法院从湖北传唤到上海，我就不出场了，一切由鲍律师代理。

    我看到被告在一家报纸上说自己清贫，付不出官司的赔偿款项，更动了恻隐之心。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还问鲍律师，如果到时候判下来了，他拿不出赔偿款，法院会怎么做？鲍律师说：“强制执行，一点儿也不会客气。”

    我再次提出，能不能不要赔款了，光让他道歉就成？

    鲍律师说，这岂不就成了调解了。

    我说，那就调解吧。

    法院听说我有意用调解的方式了结此案，就要被告写一份调解草案。被告在调解草案上表示，会在他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几家报刊上发表致歉声明，他还把这些报刊列了出来。我对鲍律师说：“到报刊上一家家发表致歉声明也得花不少钱，我们干脆好人做到底，只让他在法庭致个歉，不要他在报刊上一一致歉了。”

    那天，当鲍律师向法官转述我这个意见时，连法官也很惊讶，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于是，被告道歉，承认所发表的文章与事实不符；我宣布放弃赔款要求，但全部诉讼费用还是要由被告支付，好在数字很小，我问过。于是，双方签字画押。

    事毕，走下法院台阶时鲍律师问我：“不让他登报致歉，文化界舆论仍然不知真相，怎么办？”

    我说 ：“这些年来，那些人从来不会对我说好话。既然他们不在乎真相，我也不在乎他们知道不知道真相。”

    鲍律师又问：“这样一来，致歉的文本只留存在法院，被告以后在社会上、媒体间乱说怎么办？你看那次庭审结束后他还戴上老花镜在庭审记录上改了那么久，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