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射”。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民主，国民党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于是，“五四”的学生们就闹得令我们今天颇有几分难以接受。他们闯入私人住宅，殴打国家的中央级领导（章宗祥跑入一家油盐店，被学生追上去，打得半死），还放火烧房。（这不就是“打砸抢”吗？主张“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学者又有了“扎实”的论据。）这从法律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给个说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个学生和1个店员，应属于正常执行公务。

    可是学生大闹特闹，硬说赵家楼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无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学生一看政府是纸老虎，就从此天天游行，日日叫骂。政府气急败坏，没心没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学生，关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军警看守。没想到北大学生全体出动，扛着行李，要求集体坐牢。消息传到各界，全国沸腾，罢工，罢市，罢教，罢演。政府撑不住了，马上到“监狱”给学生道歉，恭请学生迈步出监。学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来。经过再三恭请，学生终于给了面子，出来了，临走顺手把警察给反关在里面。政府什么也没说，连夜批准曹张陆三个卖国贼“辞职”，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个学校，像小学生给老师送检查一样。最后，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到此大获全胜。

    “五四”以知识界对政府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结束，于是，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服从知识界的指导：强化自己。这强化没有几年，就出现了知识界未曾料到的问题。“三·一八”惨案中，政府用刀枪棍棒对付学生，大开杀戒，连鲁迅这种看透历史的人都连呼“竟不料”。此后的政府就越来越强大，统一了中国，消灭了军阀，赶走了鬼子，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委员长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之一。可以说